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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良把卡片和信封一起收进外套内袋。
吉永小百合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那枚玉佩，目光落在他放信封的位置：「写了什麽？」
「你不用看。」段成良走回窗边，「信上说，你身上有大和魂。」
吉永小百合的手轻轻动了一下，但握着玉佩的那只手没有松开。「大和魂」这个短语，在日本有着特殊的重量，它常常出现在右翼的言辞里，往往用来锚定一个人的归属、
立场，有时也是一种警告。吉永小百合默读了几秒那三个字，没有重复它，只是说：「他们用这个词，是想告诉我，我的根在日本，不该为另一段历史站台。」
段成良没有接话，从窗口转身走回桌前，在纸上写了一行字，然後说：「大和魂只是一个引子。他们要的不是你收回某句话，而是想让你主动从这部戏的脉络里撤出来。他们知道这部戏的观众已经在扩大，也清楚你在香江和湾湾的影响力正在成形。所以才用了这个措辞——它不只是说给你听的，也是说给你身边的人听的。」
吉永小百合没有说话。她在窗边坐了很久。窗外湾北的夜色正在加深，街灯的光在窗帘边缘投下一道细长的淡黄色光带。她很久才开口：「在日本，没有人用这个词来评价过我演的电影。他们现在用这个词，说明他们已经没办法用正常的评价来回应这部作品了。」
段成良说：「是的。」
他想了想，还是把装卡片的信封掏出来，递给了吉永小百合。
那天晚上，他没有把卡片的事告诉娄小娥，也没有告诉发行商那边的人。回到自己房间後，他重新打开那张卡片，在灯下又看了一遍纸页的质地、墨水在边缘渗开的痕迹、印章的压力深度。
他注意到卡片右上角有一处极浅的压痕，像是被夹在另一张纸下面时留下的。他把那处压痕凑近台灯观察了片刻，发现它不属於卡片本身，像是被同一只信封里另一页纸的重量留下的，而那页纸已经被抽走了。
第二天上午，发行商那边打来电话，说有一家湾湾本土的媒体希望安排一次简短的录音采访，地点可以安排在他们来酒店录制。
娄小娥先问了一句吉永小百合的意见，吉永小百合想了想说可以。段成良在走廊里听到她们商议时没有插话，等她们商量完才侧过头问了一句：「采访提纲发过来了吗？」娄小娥说：「发过来了，问题都是常规的，集中在角色塑造和拍摄感受上，没有涉及任何历史话题。」
采访安排在酒店一楼的一间小会议室，设备简单，灯光柔和。吉永小百合坐在单人沙发上，记者坐在对面，用台语和普通话交替提问。她回答得流畅而克制，把话题始终保持在角色和表演的范围内。记者在收尾时问了一个问题：「吉永小姐，您作为日本演员，为什麽会选择出演这样一部中国背景的战争电影？」这个问题不算越界，但在当前气氛下，它相当於在桌面上放了一把未出鞘的刀，看对方是否会主动触碰。
吉永小百合看了一眼镜头，说：「因为剧本里的那个人物，根本无关乎国籍————」她的回答没有直接落入民族或国别的讨论框架，也没有刻意绕开，只是把话题锚定在故事本身的结构里。记者没有追问，又补了两个问题，录了几分钟收尾，然後关了机器。
当天下午，段成良收到阿辉打过来的电话：「小林正雄今天上午从湾北飞回了东京。
入境记录显示他走的是商务通道。他随身带了一个公文包，没有托运。」
段成良把电话放下陷入了沉思。小林正雄走了，但他肯定还会回来，因为他已经把线头留在了湾北。他留下信、留下词、留下那页被抽走的纸，那些东西会在某个时间点重新出现。
傍晚，娄小娥在房间里整理行李时发现吉永小百合还坐在窗边，膝盖上放着那封被段成良收走的信。她没有问那封信的内容，只是停下手中的动作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明天就回去。发行商那边我可以处理，後续的宣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补上。」
吉永小百合说：「我不是不舒服。我只是在想，我离开日本之後，已经很久没有人在我面前用过大和魂」这个词了。他们用这个词，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背叛了某种东西。但我没有背叛什麽，我只是离开了。」娄小娥在窗边站了一会儿，然後说：「那就不回去。
按原计划走完最後的行程，回香江再说。」
吉永小百合点了点头，把信封放到一旁，没有再看。
第二天清晨，段成良从外面回到娄小娥的住处。娄小娥正在准备早餐，手里端着两杯咖啡，笑着说：「今天上午没有采访，下午有一场包场放映，发行商安排了映後交流。小百合说她会参加，但不会回答任何涉及电影以外的问题。」
段成良接过其中一杯咖啡：「小林正雄回东京了。他离开前留的卡片上的字迹和之前那封警告信是同一个来源，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条线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临时传话的人。周明德确实在给他铺路。」
娄小娥沉默片刻，把咖啡杯放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来：「周明德那条线还在动？」她的目光落在段成良脸上，语气比刚才沉了一些，「他不再自己出面了，但地址和名字还在被使用。说明他不打算撤，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更乾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