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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姨王秀云那条如同烈火燎原般的语音，以及紧随其后引爆的家族内部公开争吵与隐形站队，如同一场猝不及防的飓风，将刘家这个盘根错节、枝叶繁茂的家族大树，吹得东倒西歪，落叶飘零。表面那层“家和万事兴”的温情面纱被彻底撕去，露出底下盘根错节、充满算计、攀比、嫉妒与陈旧观念的利益根系与情感藤蔓。而当风暴的余波渐渐扩散，最热衷于、也最善于在这种家族内部权力与“名声”博弈中搅动风云、展现“存在感”的那群人——以“七大姑八大姨”为核心的、以女性长辈为主力的、代表着家族“人情世故”与“舆论风向”的群体，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再遮遮掩掩的方式，泾渭分明地，选边站队了。
这场“站队”，不再是之前那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暗中较劲，而是在家族内部的各个“小圈子”、私聊、乃至半公开的场合，以或直接、或委婉、但立场异常鲜明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并试图影响、拉拢、或孤立其他成员。
大伯母的阵营，迅速聚集了一批“传统守旧派”和“利益捆绑者”。
除了之前明确表态支持她的二伯母（一个同样看重“长幼有序”、自家儿子在县城机关混得不错、与大伯家走得近的妇人）和那位“文化人”表姐夫，又陆续有几位亲戚加入了她的“阵营”。
一位远房的堂婶（丈夫是刘建国的堂弟，在县城开出租车），在听说大伯母家儿子结婚订的酒店是“帝豪”（县城数一数二），婚车准备用“奔驰”车队后，私下里给大伯母打电话，语气热络：“大嫂，您家办事就是气派！听说小军的婚礼在‘帝豪’？哎哟，那可是好地方！我们一定早点到，帮着张罗！至于小智那事……哎，年轻人嘛，有了钱就容易飘，连咱们这些长辈的话都不听了。还是小军这样的孩子踏实，在单位好好干，比什么都强！咱们这样的人家，不就图个安稳、本分嘛！” 这话看似夸赞，实则旗帜鲜明地贬刘智、挺大伯家，顺便也为自己能在“帝豪”露脸、与“有面子”的大伯家更亲近而铺路。
另一位姑姑（刘建国的堂姐，丈夫是县里某个小部门的退休科员，自家儿子做生意需要些门路），则是在一次家庭小聚（没有邀请刘建国一家）上，拍着大腿，用“过来人”的口吻对其他人说：“要我说，还是大哥大嫂明事理！这家族啊，最怕出那种‘异类’，自己不安分，还带累整个家族的名声！小智那孩子，以前看着挺老实的，怎么一出去就变了？连人家爹妈跪着求都不行，这心肠……也太硬了！这样的人，就算再有钱，咱们也得离远点，谁知道哪天会不会惹出更大的祸事，连累咱们？” 她的话，迎合了部分亲戚对刘智“突然暴富”的不安和对“惹祸”的恐惧，同时也为自己家可能从大伯那里得到的“帮助”投桃报李。
甚至，连刘智的小姑刘建芳，在经历了最初的“和事佬”尝试失败，并感受到来自大姐（大伯母）那边的压力和来自三姐（王秀云）那边的“不识相”后，也渐渐倒向了大伯母一边。她不再在公开场合说“不该闹僵”，反而开始私下里对关系近的亲戚抱怨：“三嫂（王秀云）也真是的，一点不顾全大局，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小智那事，就算他占理，也不能这么处理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以后在社会上怎么混？我看啊，还是大哥大嫂说得对，这孩子，心性变了，得晾一晾，让他知道知道，家族不是他一个人的，不能由着他性子胡来。” 她的转向，既有对“家族稳定”传统观念的坚持，也有对“长兄如父”权威的顺从，更夹杂着一种“我这样才是顾全大局”的道德优越感。
三姨王秀云的阵营，则相对“人丁单薄”，但每一个站出来的，都带着一股“豁出去了”的硬气和清醒。
除了王秀英（虽然依旧怯懦，但私下态度已十分明确）和少数几个私下表达过支持的妯娌，最让人意外的，是刘智的一位堂姑妈（刘建国二伯的女儿，比刘智大十几岁，在邻镇中学当老师，平时与刘智一家来往不算密切）。她性格沉静，平时很少参与家族是非，这次却罕见地在一个只有女眷的小群里发言：
“我仔细看了秀云（王秀云）发在群里的那些话，也问了我在市里司法局工作的同学。陈强那个案子，性质非常严重，涉及到向境外提供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收受巨额贿赂，这是重罪。小智作为受害人和举报人，依法配合，没有任何过错。我们不能用旧社会那套‘人情大于王法’的观念来看待这件事。小智坚守法律底线，恰恰说明他有原则、有担当。我们应该支持他，而不是用所谓的‘家族情分’去绑架他，逼迫他做违法或者违背原则的事情。我支持秀云，也相信小智。”
这位堂姑妈的话，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带着知识分子的理性和对法律的尊重，在众多情绪化、道德化的争吵中，显得格外有分量。虽然响应者寥寥，但至少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也代表了一部分明事理、但不喜掺和是非的亲戚的潜在态度。
而那些之前在小辈群里发声支持刘智和王秀云的年轻人，如在外读大学的堂妹、在省城工作的表弟等，他们的“站队”则更加直接和“现代化”。他们不仅在私下小群力挺，甚至有人（比如那个表弟）直接在家族大群里，转发了关于“公民举报违法犯罪是义务和权利”、“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量刑标准”的法律条文链接，并附言：“法律是底线，不是儿戏。支持依法办事的人，没毛病。” 这种用法律条文“硬刚”的方式，让很多习惯于打“人情牌”、“道德牌”的长辈一时语塞，也进一步激化了新旧观念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