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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六年，永历四十一年，台湾承天府城，正月。
这座明郑的东都，在这刚刚过年的时候，本该是张灯结彩、喜庆洋洋的日子，可走在街上，却看不见几分过年的景象，赤嵌楼前的石板路冷冷清清，偶尔有裹着破棉袄的行人匆匆而过，缩着脖子，低着头，谁也不看谁，街道两旁的店铺多半关着门，门上贴着褪色的春联，被海风吹得哗哗响。开着的几家，货架上也是空空荡荡，伙计坐在柜台后头打瞌睡，懒得招呼客人。
米铺门口排着长队，都是些面黄肌瘦的百姓，提着布袋，眼巴巴地望着那紧闭的店门，牌子上写着今日米价，每石十五两银子，三个月前是三两，过年前还是六两的价格，过完年，突然就暴涨，还不收杂银，只收官银，旁边贴着告示，说这是“平价米”，每人限购二升，可排了半天，店门也没开。
远处传来几声锣响，是衙门的差役在贴告示，告示上说，因军需紧急，即日起各府城池百姓凡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日纳银五分，村寨田赋加征一倍，并预征来年之赋，凡抗缴者，皆捕拿充军。
围观的百姓看了，没人说话，只是默默地散了，这座明郑东都的百姓们，早已习惯了一次又一次的加征，朝廷好歹还算公平，不仅仅只从普通百姓身上拔毛，同样也“祸害”官吏富户，“文武官员各按品级，分摊军饷，民间富户，亦被勒捐”。
延平王府坐落在城北，占地颇广，朱门碧瓦，石狮威猛。可走近了看，那朱漆已经斑驳，石狮的底座裂了缝，也没人修，王府里头倒是挂了些灯笼，在风里晃晃悠悠，也贴着几张福字和对联，算是有了点过年的意思。
此时的王府后殿之中，烛火通明，延平王郑克塽坐在上首，面前摆着一张紫檀木的书案，案上摊着几份文书，他面容清秀，眉宇间却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疲惫。东宁总制陈绳武坐在左手边，面色略显凝重，冯锡范坐在右手边，表情有些紧张，刘国轩坐的远些，和三个隔着一道无形的墙一般，殿里一片沉默。
郑克塽把手里的一份报纸扔下，看向冯锡范：“忠诚伯，这上海的事.......红营那边该审审完、该杀杀完，报纸都出来了，本王才得到消息，咱们在上海的人，独走，为了一己之私擅自发动暴动，然后又叛变投红.......这些人都是你管着的吧？上海那边.......还剩下多少我们的人？”
“损失恐怕多达七八成......”冯锡范站起身，额头上满是汗珠，躬身道：“王爷，此事臣实在不知。那些人胆大妄为，擅自行动，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