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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手朝媒体区伸出去。
“请各位媒体老师注意，每人限时两分钟，提问后请将话筒交还工作人员。”
林阙、许长歌、孙启明三人并排坐在舞台前方的嘉宾桌后。
桌上摆着三个话筒架，矿泉水瓶还没拆封。
媒体区的手几乎同时举了起来。
主持人看向手中的随机抽签平板，念出第一个编号。
“C17，请提问。”
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记者站起来，举着录音笔，声音清亮。
“恭喜三位获奖者！我是《文学周刊》的记者，我姓陈。
我的问题想给林阙同学。
您在获奖感言中提到‘替被遗忘的人记账’，请问在今后的创作中，这种底层书写会成为您的长期方向吗？”
这个问题落下，评委席前排几个人的神色仍然放松。
林阙靠了靠椅背，右手搭在桌面上。
“方向不是能提前定出来的。
木川镇的故事是我这次看到的，所以写下来，下一次我看到别的，可能就写别的。
唯一不变的是，笔要落到有人站过的地方。”
掌声响了几秒，干净利落。
主持人低头点了一下平板，第二个编号随即跳出。
“A06，请提问。”
第二个是《新文化报》的男记者，问题给孙启明，问的是《陶窑》的创作周期。
孙启明回答得很实在。
三年，推翻过四稿，最长的一次卡在泥胎入窑那场戏上卡了五个月。
“五个月只写一场戏？”
记者追问。
“不是写不出来，是我没烧过窑。”
孙启明说。
“后来去景市一个老窑厂跟着师傅烧了十一天，出来第二天就写完了。”
台下笑了一声。
直播间弹幕跟着刷了起来。
【这哥们也太实在了，跟着烧窑十一天就为了补一场戏】
【孙启明这种作者太稀缺了】
第三个问题给许长歌，《中国青年作家》的记者，问的是世家出身是否影响创作视角。
许长歌的回答简短。
“出身决定起点，不决定落点。
《旷野上的规矩》里那些牧民的帐绳和车辙，不是我家书房里能看到的。
我花了四周时间去看，看完才有资格写。”
三轮问答走得很稳，台下的气氛也松了下来。
林阙却没有移开视线，他一直在等媒体区最后那排的编号。
评委席前排，鲁讯的表情放松了一些。
秦组长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鲁讯点了点头。
主持人再次看向平板。
“D22，请提问。”
媒体区后排，靠最边上的一个位置，有人站了起来。
三十出头，灰色夹克，采访证挂在胸前，录音笔拿在右手。
采访证是真的，编号、照片和会务核验贴都对得上。
林阙的视线落过去。
就是他。
先前在后排低头打字最久的那个人。
他起身的同时，隔着一个空座的那名记者翻页动作顿了一下，又很快恢复正常。
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空座，看上去互不相识。
主持人伸手示意他发言。
记者先朝台上鞠了一躬，声音压得恰到好处，语气里带着恭敬。
“首先恭喜三位获奖者。
尤其是林阙同学，今晚那段获奖感言，
让很多屏幕前的观众记住了梁守山这个英雄的名字。”
开场很规矩。
台上三个人都没有接话，等他往下说。
记者停了一拍，像是在整理措辞。
“我的问题也正是由此延伸。”
“林阙同学今晚让我们看到，文学可以替沉默的人发声。”
“当一部作品拥有足够大的传播力后，作者是否也该对作品引发的公共讨论，承担更明确的回应义务？
换句话说，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
他是否应当主动承担更多公共回应的责任？”
林阙的指尖在桌面停了一下。
他没有急着接话。
台下几个评委也在同一刻抬起了眼。
问题落下后，台前那盏补光灯轻轻闪了一下。
林阙抬眼看向媒体区。
他记住了两个词。
义务。
责任。
鲁讯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收了一下。
记者语速加快了半拍，语气还是那副恭恭敬敬的样子，
但节奏抢得极其精准，不给主持人喊停的窗口。
“其实不只是林阙同学，最近整个文坛都在讨论一个现象。
一位影响力巨大的作家‘见深’老师，他的作品影响了无数创作者，甚至今晚在座的获奖者也公开表示受其启发。
但恰恰是这样一位作家，至今从未公开露面，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也从未亲自回应过外界的任何争议。”
他的声调稳稳地抬了半度。
“本届不少入围作者都提到过见深作品带来的影响。
这样一位被青年创作者反复提及的作家，长期缺席公共讨论，您认为这会不会造成某种行业空白？
当影响力持续扩大，而本人始终保持沉默时，公众是否有理由追问：这种沉默的边界在哪里？”
他把“边界”两个字咬得不重，轻轻带过。
但这两个字一落，现场的空气就变了。
评委席上，薛弘川的目光从舞台移向媒体区后排那个站着的人。
周文远微微偏过身，嘴唇动了一下又合上。
候场区里，唐荷的手指不自觉扣紧了膝上的笔记本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