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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声音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她说话是那种清清冷冷的、带着一点距离感的调子，像秋天的风，凉凉的，但不刺骨。但此刻她的声音里多了一些东西，一些平时被压得很深、很少拿出来示人的东西。像是把一扇平时关得很紧的门推开了一条缝，里面的光漏了出来，不多，但足够让人看清门后面的影子。
“这些年，我一有空就在唱歌。在便利店的货架后面，在老弄堂的阁楼里，在公交车上，在走路的时候，在睡不着觉的深夜里。我唱给货架上的矿泉水听，唱给天窗外的月亮听，唱给公交车上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听。我把每一首歌都唱了无数遍，唱到每一个音符都刻在脑子里，唱到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她的声音顿了一下，像是在喘气，又像是在组织语言。
“但是安可，你知道吗？那些年我唱的歌，只有我自己能听见。不是声音不够大，是没有人愿意听。我的歌声被困在那个小阁楼里，被困在便利店的收银台后面，被困在一个没有人会在意的角落里。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以为我的歌声以后只能唱给自己听了。我甚至开始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唱歌，习惯了一个人听自己唱的歌，习惯了不再期待任何人会停下来听我唱完一首歌。”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江亦需要屏住呼吸才能听清。
“然后有一天，江总出现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让我的歌声不止能被我一个人听见的机会。”
她的声音又抬了起来，不是那种激动的抬高，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的抬高。
“安可，你不知道这个机会对我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一份合同，不是一个综艺，不是三首歌。它是，它是我这三年黑暗里，看到的唯一一束光。”
安静。安可没有说话，大概是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怕一开口就会哭出来。
苏漾继续说，声音比刚才更稳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仔细称量过的，不多不少，刚好够安可听见，刚好够门外的江亦听清。
“所以我现在每天唱，使劲唱，努力唱。不是因为我不累，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今年二十四岁了，我十八岁选秀出道，二十一岁被雪藏，二十四岁才重新站在这里。我的青春比别人短了三年，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必须在别人休息的时候练歌，在别人睡觉的时候写歌，在别人还在犹豫要不要努力的时候，我已经用尽了全力。”
她停了停，声音轻了一些，但那种重量感反而更重了。
“这不是什么励志故事，安可。这就是，我不想再回到那个阁楼里了。我不想再在便利店的深夜里，一边拖地一边唱歌给自己听了。我不想再让奶奶问我‘囡囡你上电视了吗’，我只能说‘快了’。我不想再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觉得他们是对的。”
她说完最后一句，录音棚里安静了下来。那种安静不是空白的、没有内容的安静，是被她说的话填满了之后、需要时间去消化的安静，像一杯刚泡好的茶，太烫了，要等一等才能喝。
安可没有说话。江亦站在门外，也没有动。
他的手指搭在拐杖的横把上，指节微微收紧了一下，又松开了。他透过门上的小窗户看了一眼里面，苏漾背对着门，站在麦克风前面，安可坐在调音台旁边的椅子上，低着头，肩膀微微抖着，在哭，但没有声音。苏漾的手搭在麦克风架上，手指轻轻摩挲着金属杆，一下一下的，很慢，像是在摸一个老朋友的脊背。
江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他没有推门进去。不是因为不想打扰她们，是因为他觉得现在进去不合适。苏漾说的那些话，不是说给他听的。那是她对安可说的，是在一个她觉得安全的环境里、对一个她觉得信任的人说的真心话。他如果现在推门进去，不管说什么，都会让苏漾觉得自己的话被偷听了，觉得自己的脆弱被看到了，觉得那些不该给别人看的东西被别人看到了。
她不需要他知道这些。她需要的是他给她机会，然后她抓住机会。就这么简单。
江亦拄着拐杖，慢慢地转过身，沿着走廊往回走。拐杖落在走廊的地板上，声音比来的时候轻了很多，像是怕惊动什么。他没有回头，一步一步地走回了楼梯口，下了楼。
他走出一楼大门的时候，王大爷和张叔还在门厅里坐着。王大爷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一副象棋，已经摆好了，红黑两边的棋子整整齐齐地码着。张叔坐在他对面，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白衬衫的袖子卷到了手肘，露出小臂上结实的肌肉。两个人正在对弈，王大爷手里捏着一颗“炮”，悬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蚊子。张叔端坐在对面，双手抱胸，表情沉稳，看不出是占了上风还是在下风。
江亦从他们身边走过，王大爷头都没抬，张叔倒是抬了一下眼皮，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了。
江亦出了大门，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根烟。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他的影子投在水泥地面上，短短的，黑黑的，像一个蹲着的企鹅。他看着远处那棵老槐树，树叶已经被风吹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片挂在枝头，在阳光里黄得发亮，像一枚枚金色的硬币。
他想起苏漾说的那些话。
“这些年我唱的歌，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他上辈子也是这样。他写的那些曲子，那些熬了好几个大夜、掉了无数根头发、改了无数个版本才完成的曲子，大多数时候也只是他自己能听见。发到网上，播放量几十，评论两三条，一条是“好听”，一条是“加油”，一条是广告。他把那些曲子一首一首地存进硬盘里，硬盘塞满了就买新的，新的也塞满了就把旧的删掉一些。删的时候会犹豫一下，犹豫完了还是删了。那些音符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从硬盘里消失，从他脑子里消失，最后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他理解苏漾说的那种感觉。那种“我唱了，但没有人听”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是一个创作者最深处的、无法对任何人言说的那种孤独。你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心血，把你最私密的情感、最细腻的观察、最真诚的表达，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谱出来，然后你把它放在那里，等着有人来看、来听、来感受。但没有人来。一个都没有。你开始怀疑是自己的东西不够好，还是这个时代太快了，没有人愿意停下来。你开始调整，开始妥协，开始写那些你觉得别人会喜欢的东西，但写完之后你发现，那些东西连你自己都不喜欢。
然后你就不写了。或者你还在写，但你已经不再期待有人会听了。
苏漾不一样。她被封杀了三年，在便利店里拖了两年地，住在那个没有阳光的阁楼里，但她还在唱。不是因为她确定有一天会有人听，是因为她不唱就活不下去。那种东西不是努力，不是坚持，是本能。就像鱼要游泳，鸟要飞，她就是要唱歌。不唱会死的那种。
江亦把烟抽完了，烟头在台阶上按灭，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他看着远处那片黄得发亮的槐树叶，被风吹着，在枝头晃了两下，没有掉。
他忽然觉得，他对苏漾的认知，在这一刻又深了一层。
以前他觉得苏漾是天赋好，嗓子好，长得也好，是被命运耽误了的明珠，只要给她一个舞台，她就能发光。但现在他明白了，苏漾不只是天赋好，她是那种，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人。不是喊口号的那种“付出一切”，是真的把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都用来做那件事。她在录音棚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唱到嗓子哑了，喝口水继续唱，唱到安可心疼得不行，她还是继续唱。不是因为她不累，是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机会她等了多少年，她不想再等下去了。
这种人很少见。他上一世见过很多努力的人，有的努力是为了钱，有的努力是为了名，有的努力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这些人都很努力，但他们努力的时候是痛苦的，是在咬牙坚持，是在跟自己较劲。苏漾不一样，她努力的时候不是在跟自己较劲，是在跟那三年的黑暗较劲。她不是在“坚持”，她是在“夺回”。夺回被偷走的时间，夺回被否定的价值，夺回那个应该在十八岁就开始、却被截断了三年的梦。
这不是努力，这是野心。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急于证明自己的野心，是那种沉在底部的、不需要任何人认可的、只需要一个机会就能燃烧起来的野心。这种野心不会喊出来，不会写在脸上，它藏在每一次早到晚走里，藏在每一遍重复的练习里，藏在那些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江亦站在台阶上，又点了一根烟。他想，他以前对苏漾的“钦佩”多少带一点老板对员工的满意“这个员工不错，干活卖力，值得培养。”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钦佩是人对人的那种，是他以一个创作者的眼光，看到了另一个创作者身上那种纯粹的、近乎偏执的专注。这种东西在这个时代不多了，被短视频、被流量、被算法稀释得越来越淡，但在苏漾身上，他看到了。
他把第二根烟抽完，转身走回公司。经过门厅的时候，王大爷终于落下了那颗“炮”，啪的一声，棋盘上的棋子震了一下。“将军！”王大爷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种“我终于等到这一刻”的得意。张叔面无表情地看了棋盘两秒，不紧不慢地挪了一步象，把王大爷的炮路封死了。王大爷的笑容僵在脸上，低头盯着棋盘，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听不清。
江亦上了楼，回到办公室，拿起桌上的可乐喝了一口。可乐已经不冰了，气泡也跑了大半，但他没在意。他靠在椅背上，转了小半圈，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那片黄得发亮的叶子还在枝头挂着，风又吹了一次，它晃了晃，还是没掉。
他想，三天后的试音，苏漾应该没问题。不是因为他给的歌好，不是因为苏漾的嗓子好，是因为她有那种东西，那种不管给她什么舞台、什么机会，她都会用命去抓住的东西。
他把可乐喝完，空罐子扔进垃圾桶，发出咣当一声。然后拿起手机，给温阮发了条消息：“明天开始，每天给苏漾准备一壶胖大海，让她泡水喝。嗓子要保护好。”
温阮秒回：“好的江总。”
江亦把手机扣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走廊里隐约传来安可的声音，还是叽叽喳喳的，但比刚才轻了很多，大概是怕吵到别人。然后是苏漾的声音，听不清在说什么，但那个调子是带着笑意的。
江亦的嘴角翘了一下，没睁眼，就那么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
pS,我今天刷视频发现有一个视频特别符合我对江亦所有形象的视频，我等会把截图放到评论区给大家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