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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降低了单个仓库的最大储存量、严格了不同性质物料的分离存放、并加固了部分库房结构。
工厂内当班工人约120人，已知有至少15人遇难，超过40人重伤，其余轻伤或情况不明。
爆炸冲击波和碎片还摧毁了工厂围墙外一片较老的工人住宅区边缘的几栋房屋，造成平民约5人死亡，20余人受伤。
总计预估死亡人数在20-30人之间，伤亡总数可能过百。
这是红色德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工业事故。当地政府、工厂消防队和驻军已展开救援。爆炸引发的大火已被控制，暂无有毒气体大规模泄漏的报告。
台尔曼拿出一份档案：
“安全委员会去年秋季的巡检报告指出，奥堡工厂4号仓库的温湿度监控系统老化，建议更换。
同时，该仓库储存的硝石灰在特定温湿度和压力下，有从肥料转化为爆炸物的风险，这一特性在部分老工人和技术员中有所了解，但未形成严格的标准化操作流程。
报告要求限期整改……整改期限是下个月。”
“也就是说，在知道有风险的情况下，整改被拖延了。”
“不仅仅是拖延的问题，”
韦格纳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
“这暴露了更深层的问题：在追求产量、追求发展速度的巨大压力下，安全被当成了可以妥协、可以延后的‘次要问题’。
我们有些干部，脑子里只有生产指标，没有工人同志的生命！
我们有些管理制度，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落到每一个车间、每一个仓库、每一个操作环节！”
韦格纳猛地一拳砸在铺着地图的桌面上：
“1921年年初，在通过《劳动保护与生产安全基本法》的时候，我说过什么？
‘我们建设新德国，是为了让劳动者活得更有尊严！
任何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换来的生产增长，都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
这些话，在地方上都成了耳旁风吗？！”
车厢里一片死寂，只有无线电的电流声和列车行驶的轰鸣。
“现在，我命令。”韦格纳开始下达指令，
“第一，立刻组织最好的医疗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
从柏林、法兰克福调派医疗专列和专家小组。对所有伤亡者及其家庭，按照国家最高标准进行抚恤和救助，立刻执行，不得延误。”
“第二，台尔曼同志，内务部和安全委员会联合组成事故调查组，我亲自任组长。
要彻查！从技术原因到管理责任，从工厂领导到相关监管部门，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第三，工业与化工部，立即对全国所有化工、采矿、冶金等高风险行业，进行拉网式安全检查。
存在重大隐患的，一律停产整顿，什么时候安全达标，什么时候复工。
同时，成立‘国家工业安全技术研究院’，专门研究预防和应对重大工业事故的技术与标准。”
“第四，宣传部门要客观、及时地通报事故情况和救援进展。
不隐瞒，不推诿。要向全国人民说明，我们正在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彻查原因、并会以最严厉的措施防止悲剧重演。
工人阶级的国家，绝不能对工人阶级的流血麻木不仁！”
韦格纳命令被迅速记录、传达。专列朝着柏林疾驰，而韦格纳的目光始终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景色，脸色凝重。
“诺依曼，”
他忽然对秘书说，
“记录一下，回去后我要在人民委员会提出一项特别动议：
将每年的今天，设为‘全国安全生产警示日’。要让所有人记住奥堡的教训，记住这几十条本不该逝去的生命。
发展，必须是安全的发展；速度，必须是负责任的速度。”
“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肯定会遇到各种问题，包括血的教训。
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些教训。
是掩盖、推诿，还是直面、反思、改进？
这决定着，我们建设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