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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三时。
马德里，太阳门广场。
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广场上，照在那座著名的“零公里”标志牌上。几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孩子正在喷泉边玩耍，一个卖报的男孩扯着嗓子喊：
“《太阳报》！《太阳报》！德国高速公路计划最新进展！法国工人代表团访问柏林！英国失业人数再创新高！”
一个穿着旧西装的中年男人买了一份报纸，靠在广场边的灯柱上翻阅。他的目光在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上停留了很久：
“西班牙共产党呼吁：学习德国经验，走西班牙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看完，把报纸折好，塞进口袋，快步消失在人群中。
与此同时，马德里王宫。
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渐渐西沉的太阳。
他四十四岁，曾经意气风发的脸上写满了疲惫。统治西班牙二十八年，他经历了太多：摩洛哥战争的失败，里维拉独裁的兴衰，经济危机的冲击，共和派势力的高涨。
身后，他的首相——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正在汇报最新的局势。
“陛下，加泰罗尼亚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
巴塞罗那的工厂里，工人委员会已经事实上接管了生产。
共和派在各大城市的活动日益频繁，他们要求建立共和国。更糟糕的是——”
他顿了顿。
“——共产党正在迅速壮大。他们从德国和法国的经验中汲取力量，提出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农民和工人都在听他们的。”
阿方索十三世没有回头。
“德国人……他们真的修了一万五千公里高速公路？”
贝伦格尔愣了一下。
“陛下，那是规划。还没修成。”
国王转过身。
“但他们修成了自己的高速公路，不是吗？
现在他们要帮整个欧洲修。而我们在做什么？修路？我们在拆路。拆自己的路。”
他走回王座前，坐下。
“将军，你说，我们还能撑多久？”
贝伦格尔沉默了。
他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一九三零年的西班牙，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
表面上，它还是君主制。国王还在王宫里坐着，将军还在内阁里开会，教堂的钟声还在每天敲响。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
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巴斯克地区要求独立。安达卢西亚的农民在饥饿中挣扎。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在地下挖煤，上来后发现自己挖的煤卖的钱还不够买面包。
军队里，一部分军官效忠国王，一部分军官同情共和派，还有一部分军官——尤其是年轻的下级军官——私下里传阅着从法国和德国来的宣传材料。
教会里，主教们在讲坛上痛斥“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而年轻的神父们在贫民窟里看见的，是饿得皮包骨的孩子和卖笑的母亲。
知识分子们分成了两派。一派在咖啡馆里争论“西班牙的独特道路”，另一派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而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明天能不能吃饱饭？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共产党正在悄悄壮大。
一九二零年，西班牙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百个党员。他们在地下活动，印刷秘密报纸，组织小规模罢工。警察随时可以抓人，监狱里关满了“赤色分子”。
但到了一九三零年，情况变了。
法国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德国模式的示范效应，给了他们清晰的路线。波罗的海三国解放的消息，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遥远的梦想，是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经济危机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一九三零年，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
农民交不起地租，工人买不起面包，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人们开始问：为什么会这样？谁能改变这一切？
共产党给出了答案。
他们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委员会，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
他们不再是那个只会喊口号的地下小党，而是变成了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行动的政治力量。
他们的口号很简单，却很有效：
“学习德国，但不照搬德国。走西班牙自己的路。”
一九三零年十月，巴塞罗那。
这是一座沸腾的城市。兰布拉大街上，人群川流不息。码头工人正在罢工，工厂里机器轰鸣，大学里学生们在讨论革命。
在一座不起眼的公寓楼里，几个人正在秘密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