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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四十分，多佛尔海岸。
沿着白崖海岸线，英国人花了很长时间修建的防御工事还没有完工。
铁丝网只拉了半截，混凝土碉堡的顶上还露着细细的钢筋，防坦克壕挖到三分之一就停了工，因为承建商说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已经三个月没到账了。
此刻，工地上乱成了一锅粥。
最先跑的是监工。
那个胖乎乎的爱尔兰人手里攥着一卷图纸，从他的简易工棚里冲出来的时候，连裤子都没系好，腰带在屁股后面甩来甩去。
他一边跑一边对旁边的人喊：“收工了收工了！今天的活不干了！”然后跳上一辆破旧的卡车，引擎还没热透就轰着油门冲上了通往内陆的土路。
然后是包工头。
两个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中年人从他们的办公室，一间用木板搭成的活动房里出来的时候，脸色惨白。
他们什么都没说，连工具都没收拾，直接钻进一辆黑色轿车，关上门，司机一脚油门，车子飞一样消失在公路尽头。
再然后是那些带着枪的人。
不是军队——准确地说，是国防部派来“指导防御工程建设”的军事顾问，一个少校带着三个士官。
他们比监工和包工头都体面一些，至少没有跑。少校腰杆笔直地站在工地的制高点——一堆没来得及铺完的水泥袋上——举着望远镜朝海峡方向看了足足两分钟，然后放下望远镜，转身对着三个士官说了几句话。
没有人听清他说了什么，但那三个士官的脸同时变了颜色。然后少校就带着他的人走了。
一辆涂着橄榄绿军漆的越野车早在路边等着，四个人上了车，车就开走了。
没有人对他们下达撤退的命令。也没有人通知他们要留下来。
他们只是按照一种不需要说出口的本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走。
手里还握着铁锹的，还扛着钢筋的，还推着独轮车的工人们都站在原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写满了茫然。
没有人给他们发今天的工钱，没有人告诉他们明天还来不来上班，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膀大腰圆的苏格兰人第一个扔下了手里的镐头。铁镐落在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哐当”声，
“我们不干了！”
“干了半年了！工钱欠了三个月！监工跑了，包工头跑了，连他妈的军队都跑了！他们还让我们给谁干活？”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在点头，有人在附和，有人在骂娘。
“我听说好像是德国人打过来了！”一个年轻人从人群后面挤到前面来，大声说，
“我在镇上听收音机里说的，海峡上全是德国人的飞机和军舰，伦敦都乱套了！”
“德国人？”有人疑惑地接了一句，“是共产党吧？法国的、苏联的、波兰的——都来了吗？”
“那不就是德国人带的头嘛！”
人群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
那个苏格兰人站在最前面，胸膛剧烈起伏着，粗糙的大手攥成拳头，指节泛白。
他叫麦克塔维什，四十二岁，格拉斯哥人，码头装卸工出身，三年前失业，在救济站领了两年面包，去年听说多佛尔这边修工事要人，就拎着一把锤子来了。
干了十一个月，工钱只拿到了四个月的。
剩下的八个月——不，连上这个月，已经是九个月了——都被包工头以“政府拨款还没下来”为由欠着。
“德国人打过来也好，共产党打过来也好，谁打过来跟我们有他妈什么关系？”
麦克塔维什的声音很大，
“那些骑着我们头上拉屎的人跑了！他们跑了！他们怕了！他们怕的东西，老子为什么要替他们挡？”
人群更骚动了。有人开始往工棚方向跑，他们要去翻找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带走。
有人在喊“把工具分了，能卖几个先令”，有人在喊“别急，先把工钱结清再说”，也有人什么都没说，就那么站在那里，像一棵傻站着的树，不知道该往哪边倒。
就在这时，一个沙哑却有力的声音从人群的角落里响起来，穿透力极强，
“同志们！”
所有人齐齐地转过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