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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英国共产党总部。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
这栋建筑坐落在伦敦市中心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上，门楣上方挂着一块不大的铜牌，上面刻着“英国共产党”几个字。
窗户上贴着几张手绘的宣传画，画着工人举起红旗的形象，下方用粗体字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外表看，它不像一个正在酝酿风暴的中心——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的工会办公室，或者一家已经关门的小工厂。
但凡是了解这个国家近况的人都知道，在过去五年里，从这扇门里走出去的传单、报纸、宣传册，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渗透进英国每一个工业城市的工人聚居区。
楼上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长条桌上摊着今天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每日工人报》——最后一份是英共自己的机关报，头版标题是红色大字：
“红旗从多佛尔升起——海峡对岸的演习正在照亮英国！”
哈里·波立特坐在长桌的主位上。
他今年四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
波立特长年在全英国的工人集会上穿梭宣讲，天冷天热都是一件单薄的外套裹着，嗓子常常是沙哑的。
他把手里的烟卷在烟灰缸里掐灭，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今天的消息你们都知道了。
德国等国组成的联合舰队进入多佛尔海峡演习，英国政府至今没有发布任何像样的声明，鲍德温一上午都在和白金汉宫那边反复开会。
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我们的同志已经开始行动了。
不仅我们在行动，连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的工人们，也在自发地举起了红旗。”
“这是自一九二六年大罢工以来，英国工人运动最好的时机。不是之一，是最好。没有之一。”
坐在波立特左手边的约翰·罗斯·坎贝尔微微点头，坎贝尔今年四十一岁，是苏格兰人，出生在佩斯利一个纺织工人的家庭。
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灰白——那是一九二四年那场著名的“坎贝尔案”留给他的印记。
那一年，他在《工人周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士兵
“不论在阶级战争中还是在军事战争中，都不要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工人同胞”，结果被以“煽动兵变”的罪名起诉。
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组最终还是迫于压力撤销了起诉，但这一决定引发了保守党与自由党的联合不信任投票，直接导致了工党政府的倒台。
那次审判让坎贝尔出了名，但并没有改变他的任何东西。
他依然是那个在佩斯利工人俱乐部里举着啤酒杯讲课时激情澎湃的苏格兰人，依然是那个用最朴素的语言把最复杂的理论讲给最普通的工人听的宣传家。
“哈里说得对，”坎贝尔把烟卷夹在指间，“机会来了。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干了十几年，一点点干出来的。”
“一九二六年大罢工之后，有人跟我们说工人运动完了。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盘之后，有人说资本家都要破产了，你们还闹什么？一九三一年工党政府垮台之后，有人说你们共产党人更没戏了。”
“但我们一直在干。”坎贝尔的声音忽然拔高了一些，
“失业工人运动从一九三〇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过。南威尔士的矿工、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工、伦敦东区的码头工人、兰开夏的纺织工——我们的同志就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饿肚子，一起挨冻，一起挨打，一起在被警察驱散的时候手挽手站成一道墙。
这五年，我们不是在等机会。我们是在老老实实地打基础。”
会议室里有人轻声应和了一句，有人用拳头敲了一下桌面。
波立特等坎贝尔说完，伸出双手在虚空中微微向下压了一压，示意大家安静。
“同志们，我们要明确一件事，”波立特的语速慢了下来，“今天的局面不是因为德国同志的舰队开了过来。
那是外部因素，最多是催化剂。真正的原因在这里——在国内，在人民心里，在工人和农民的血肉之中。是我们英国人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一九三五年了，同志们。大萧条已经过去六年了。
六年来，政府干了什么？裁军，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干的。削减失业救济金，这是他们在民生上干的。
从一九三一年到现在，失业率从来没低于过百分之十五。矿工、造船工、纺织工——整座整座的城市里，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任何收入来源，靠着每星期那点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连土豆都买不起，靠什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