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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第一次对外面的世界有概念，是那年冬天。
那天傍晚他蹲在灶台边帮母亲往灶膛里添柴，听见院门外面传来一阵陌生的脚步声，然后是哥哥的声音——是大哥大郎，他穿着大木没见过的深绿色军装，肩上挂着背包，腰带上别着一个他认不出用途的皮盒子。
大哥进门之后把背包放在地上，蹲下来摸了摸大木的脑袋，但大木一点也不介意，因为他看见大哥的手腕上戴着一块银光闪闪的表。
那天晚上家里吃的是白米饭。
大木已经快记不清上次吃纯白米饭是什么时候了，家里的米缸常年只有半截，掺着红薯干和小米一起煮，粥面泛着那种掺了杂粮的淡褐色。
那天晚上的米饭装在碗里是纯粹的白，表面冒着腾腾的热气，每一粒米都饱满地胀开了，在油灯光下泛着一种让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的光泽。
大哥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块干硬的、被挤压得变了形的柿饼，分成了三份，母亲一份，二哥一份，大木自己的那一份他攥在手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吃，柿饼表面的糖霜在舌尖上化开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世上最甜的东西了。
大哥在家里待了三天。
三天里他讲了很多事，讲朝鲜那边的房子比村里的矮一些，但屋顶铺的是瓦不是草；
讲他们驻扎的镇子上有一条开满了店铺的街，里面有卖糖、卖布、卖各种大木只在梦里见过的东西；
讲和他们住在同一片营区附近的当地人虽然穿的比家里差，但对他们这些日本兵很恭敬，见了面就会弯腰。
大哥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讲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大木听得入了迷，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他的脑子里，钉得牢牢的。
大哥走的时候留了二十块钱在母亲手里。
母亲攥着那几张钞票在灯下数了两遍，然后把它们收好了。
大木蹲在旁边看着母亲看着，那时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他要快点长大，长到可以当兵的年纪，然后也去朝鲜，也赚二十块钱寄回来，也戴一块银光闪闪的表，也带柿饼回家。
往后几年，那个念头就渐渐地在他心里扎了根。
大哥的来信断断续续地来了两年。
信封上的字不多，每次都是一张对折的信纸写满大半页，内容大同小异：
身体好，吃得好，钱够用，不用挂念，让他和二哥好好读书。
每次信到的那天，母亲都会把信拿到灶台边上，逐字逐句地念给大木听。
大木当时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听得多了也能自己背出那几句话的节奏来。
那些信纸被反复折叠抚平，边角已经磨损得起了毛，但母亲一直没有把它们丢掉，所有来信都叠在一起收在铁盒子的底层。
后来二哥也走了。
二哥走的时候大哥的信已经断了半年，但二哥说他要去找大哥，说两个人在一起有个照应。
二哥走的那天早上大木站在村口的土路旁边，看着二哥背着行囊走远。
二哥的背影在晨雾中逐渐缩小，军装的深绿色在灰白色的田野底色上越来越模糊，最终变成一个几乎无法辨认的小点，消失在那条通向大路尽头的弯曲处。
那段日子的大木对国家和军队的认知是明亮的。
村子里每个季度都会有征兵的宣传队经过，队伍里的人穿着整齐的制服敲着鼓、喊着口号，把写着"报效天皇"和"帝国陆军募兵"字样的宣传单分给围观的村民。
大木和同龄的孩子们总是挤在最前面，伸手去够那些传单。
传单上的字他不认识，但上面的图画他看得明白——画上的士兵们站得笔直，枪举得整齐，脸上带着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让人看了就心跳加快的表情。
他拿着那些传单回家之后会把它们贴在床边的墙上，一张叠着一张，很快整面墙就被盖满了，像是一幅由整齐的制服和挺直的枪杆组成的壁画，每天睡觉前大木都会面朝着那面墙躺下，闭上眼睛之前在传单上那些士兵们的注视下安静地呼吸。
后来战争的宣传变了。
村里的黑板报上开始出现新的口号，什么"解放满洲"、"圣战"、"一亿一心"之类的词代替了以前那些更温和的征兵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