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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坐在椅子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他的坐姿没有变，后背微微靠着椅背但又不算完全放松，是一个在认真听的姿势。
等教授说完了，他安静了两三息的时间，然后才开口。
"教授，这些问题我都已经想过了。"
"我在宿舍里把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想了很多遍。
窑洞冷，我知道。我在党校图书馆看过东大那边的建设报告，里面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描述，从文字里我能大概想象出那个画面。
缺水，缺菜，缺燃料，这些都想过。
语言的问题我也考虑过，到了那边我会先跟当地的同志学，一边工作一边学，边用边补，总能跟上来。
孤独感——"
贝克尔顿了顿，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说法，
"我在想，我父亲当年去波兰的时候才二十出头，连一句波兰语都不会。
我母亲去意大利的时候也是。
他们那一代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干过来了，我到了东大至少还有当地同志一起工作，比我父母当年只有一个人要强得多。"
教授看着他，没有说话。
贝克尔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气里有一种在安静地陈述决定时特有的笃定：
"我在党校这几年学的就是'理论要联系实际'。
如果我只在柏林把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到了真正需要我的地方却不去了，那这几年学的就只停在纸面上，不算数。
我这个人的分量，应该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冷一点、苦一点、语言不通、离家远——这些是困难，我承认。
但困难不是阻止我去做一件正确事情的理由。
组织把我分配到那里，说明那里需要人。
而需要人的地方，就应该是共产党员去的地方。"
贝克尔说完之后没有再补充。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梧桐树影在墙上晃了晃，一只鸽子落在窗台上咕咕叫了两声又飞走了。
教授靠在椅背上，那副老花镜还搁在桌面上的文件旁边，他看了贝克尔一阵子，然后微微颔了一下头，幅度不大，像是一个教了很多年书的人在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学生说出一句他期待已久的话时的那份确认。
"好。"
教授说。
他把桌上的牛皮纸文件袋推了过来。
"这里面是一些参考材料——前几批去延安的同志写的当地情况汇总，还有一个联系地址和接洽人。
你收着，临行前仔细看一遍。
到了那边之后记得按时给党校写信汇报情况，如果不方便写信就发电报也行，随时保持联系。"
贝克尔接过了文件袋，站起来。
他朝教授微微鞠了一躬，
"谢谢教授。这几年您教我的东西，到了那边我会用上的。"
教授也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窗边。
他没有送的意思，只是站在窗前背着手看着外面的梧桐树。
贝克尔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教授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
"到了之后记得写封信回来。
你父亲当年也给我写过信的，从波兰那边寄来的，纸边都磨毛了。
你到了那边写的信，我也一样存着。"
贝克尔在门口停了一瞬，侧头应了一声"好"，然后轻轻拉上门走了。
走廊里又恢复了安静。
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经过走廊拐角的时候阳光从侧面的窗户照进来，在墙壁上铺了一整片暖黄色的光。
他把那个牛皮纸文件袋夹在胳膊下面，步子比来时略微轻快了一些。
那封信还在他的外套内袋里，只差一个地址和一个邮戳就能寄往东大。
今晚他要回去把信写完，把分配结果填进去，然后在信末加一句——
"爸、妈，我很快就到你们那边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