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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七点，园区食堂里的稀饭还冒着热气。
林越端着不锈钢餐盘坐下来，里面是一碗灰白色的糊糊——当地叫“阿塞达”，用高粱粉熬的，稠得像浆糊，表面结了一层薄壳。他拿勺子从边缘挖了一口，没放糖，也没放任何调料。味道很淡，淡到只有粮食本身的微涩，但咽下去的时候，喉咙里会留下一股温热的、沉甸甸的饱腹感。
很像佛山那家早餐店里的杂粮粥。
他爸偶尔会在开店前给他妈带一碗回来。红豆、薏米、小米，熬得稠稠的，装在白色塑料碗里，盖子被蒸汽顶得鼓起来。他小时候不爱吃，嫌太淡，总要加两勺白糖。他妈一边替他搅匀一边骂：“嘴巴这么刁，以后出去看你怎么办。”
现在他坐在赤道以南的食堂里，手里是一碗没有糖的糊糊，味道和记忆里的杂粮粥重叠了一瞬，又很快分开了。粥是粥，糊是糊。佛山那条老街有骑楼、有早茶蒸笼的白烟、有摩托车在巷口按着喇叭绕开菜摊。昨天那条街道——从施工点回园区的路上——有烧毁的皮卡、翻倒的垃圾桶、一摊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的暗色印迹。
他把碗里的糊糊慢慢吃完，把餐盘端去回收处。路过食堂窗户的时候，外面铁栅栏上方的天空灰蒙蒙的，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但已经能感觉到今天的温度不会比昨天低。
周明远从办公室方向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冲他点了一下头：“加朗的人九点半到。你吃完来会议室。”
林越应了一声，把碗里最后一口糊糊咽下去。那种沉甸甸的饱腹感还在胃里，但他已经想不起杂粮粥的味道了。
上午十点，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开进园区大门。车身上没有任何标识，但挡风玻璃左下角贴着一张临时通行证，上面的印章是手写体——不是政府公文上常见的那种印刷体印章，是用圆珠笔签了个名字，盖了个模糊的红戳。
吉普车在办公楼前停了，没熄火。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穿便装，灰色短袖衬衫，皮鞋擦得很亮，但裤脚沾了一圈红土。另外两个穿军服，迷彩花纹已经洗得发白，肩上挎着步枪，枪口朝下，保险没关。两个军人没有跟进来，站在办公楼门口，一人靠一边，开始抽烟。
穿灰衬衫的中年男人进门之后，朝前台环顾了一圈，用英语问了一句：“中方负责人？”
周明远从会议室推门出来，笑着迎上去，伸出双手。那个笑容跟他平时在食堂里跟工头打招呼的笑容一模一样——真诚、热络、眼睛眯成一条缝。林越从侧面看过去，发现他眯起来的眼睛缝里，瞳孔绷得很紧。
灰衬衫被让进会议室，林越跟了进去，顺手把门关了。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六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基站施工进度表和一张朱巴市区地图。灰衬衫在对面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放在桌上，没打开。
“我叫加朗，”他用英语说，口音很重，但语速很慢，像是给一群听不懂话的外国人留足理解的时间，“总统府下属，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协调委员会。”
他停了一下，看了看林越，又看了看周明远。周明远脸上的笑容保持得很好，点头，示意他继续。
“昨天的不幸事件，总统府方面表示遗憾。”加朗把文件袋往前推了半寸，“游行被反对派势力利用，政府军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但局势仍然非常脆弱——非常非常脆弱。”
他把“非常”说了两遍，眼睛在周明远和林越之间来回扫。
“为了确保中方企业在朱巴的安全，总统府愿意提供一个和平保障协议。”
周明远接过文件袋，打开，抽出里面那张纸。林越在旁边用余光扫了一眼——上面的英语他大部分看得懂。不是协议。是一张报价单。分三档：基础安全级别、优先响应级别、全程武装护卫级别。每个级别后面都跟着一个数字。
周明远把纸举了举。“这是……？”
“和平保证费。”加朗双手摊开，“非常合理。你们中国企业在南苏丹的项目利润丰厚，我们提供安全环境，你们分担治理成本。双赢。”
他说到“双赢”的时候，用了一个中文词。发音不准，但足够让人听懂。
周明远脸上的笑没有消失，但笑容的厚度变了。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支递过去。“加朗先生，抽烟吗？”
加朗接过烟。周明远掏出打火机，帮他点着，然后自己抽出一支点上。他深深吸了一口，把烟雾吐向天花板。
“我跟您说实话，”周明远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唠家常，“我们是搞工程的，不是搞石油的。基站这个东西建好了，赚的是国内总公司的钱，我们项目部手里只有成本预算。您刚才看到那个数字——最便宜那档——我们一个季度的后勤预算全部填进去都不够。”
加朗抽着烟，没接话。
“再说了，”周明远弹掉一截烟灰，往前倾了倾身子，“朱巴现在的情况，您比我清楚。军队的补给跟不上，有些地方的部队已经不在政府手里了。你们这个协定的覆盖范围，到底有多大？我们付了这个钱，你们能不能保证出了朱巴市区也安全？”
加朗的笑容浅了一层。他把烟搁在烟灰缸边上，眼睛里那层客套的雾散了，露出底下更硬的东西。
“周先生对情况很了解。那我也不说客套话了。局势确实紧张，前线压力很大。优先响应级别只能覆盖市区——出了环城路，不在保障范围内。”他停了一拍，然后突然笑了。那个笑容跟进门时不一样，不再是生意人的笑，是那种“反正我也不指望你信我”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