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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京城方面也有了新动向。周先生通过内部渠道,给陈凡寄来一封没有落款的信。信中只有寥寥数语:“沪上事,已闻。上层态度审慎,意在试点,非为造富。君当知进退,勿为潮流所惑。燕都一隅,可为静室。”这封信,无异于一道来自高层的“风险提示”。陈凡心领神会,将信纸就着烛火焚毁,灰烬飘散。他知道,周先生这是在提醒他,股市初期,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参与其中可以,但若想借此大肆敛财、扰乱市场秩序,便是触动了红线。
于是,当上海和深圳的街头开始出现第一批炒股者,当“杨百万”的故事开始在小范围内流传时,陈凡选择了按兵不动。他甚至刻意减少了与金融圈人士的接触,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雅集”的“规范化”建设中。他聘请了省城一位退休的老会计师,帮“雅集”建立了符合当时要求的、更为规范的财务制度,将公私账目彻底分开,每一笔交易都力求有迹可循。他还在店内设立了专门的“鉴定咨询室”,聘请了一位有文物局备案资质的退休老专家坐堂,进一步强化了“雅集”“专业、合规”的形象。
这种“反常”的冷静,在外界看来,是陈凡“不懂风口”、“过于保守”。连赵眼镜私下里都忍不住嘀咕:“老板,听说上海那边,股票一天就涨一倍,多少人发了横财啊……”陈凡只是淡淡一笑,反问:“赵哥,你看这满街跑的自行车,和那几个坐着小车的人,哪个更长久?咱们做的是细水长流的生意,不是刀口舔血的赌博。”
他并非完全无视股市。相反,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学习。他让赵眼镜订阅了所有能买到的金融报刊,自己则利用京城“顾问”的身份便利,借阅相关的经济学著作,研究股份制、证券交易的基本原理和未来可能的演变。他像一个耐心的猎人,在等待最合适的时机。他清楚地知道,真正的机会,不在1990年这稚嫩的萌芽期,而在1992年***南巡之后,那场思想解放带来的、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浪潮。届时,规则会更清晰,市场会更广阔,机会也会更安全、更巨大。
这期间,他还做了一件看似无关却极具远见的事。他通过香港阿雄,以离岸公司名义,悄悄购入了一批“老八股”的原始股,以及即将在深圳上市的几家企业(如深发展、万科)的原始股。数量不多,纯粹是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和“长期配置”,存放在香港的保险箱里,几乎不影响现金流,却为未来参与内地资本市场,埋下了一个极其隐蔽的伏笔。
这年冬天,陈凡再次回到县城。老宅地窖里,那些电子元器件依旧沉默,但旁边多了一个上了锁的铁柜,里面存放着关于股份制改革、证券交易的研究笔记。他站在地窖里,感受着墙外呼啸的北风,心中却是一片清明。他知道,浦江的春雷已经响起,但惊蛰尚需时日。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那个真正属于他的时代风口。
窗外,雪花纷飞。陈凡走出地窖,盖好盖板。他抬头望向南方,仿佛能穿透千山万水,看到那座正在苏醒的城市,以及那片正在酝酿着惊涛骇浪的资本蓝海。但他知道,自己脚下的路,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走得稳,才能走得远。
“静水流深,闻雷守静。”他低声自语,转身走入风雪之中。第二卷的宏大画卷,正随着这浦江的春雷,缓缓拉开序幕。而他,已做好了在静默中观察、在合规中布局、在时机成熟时雷霆一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