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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改稿我嚟盯。你放假。“
“你唔放？“
“我放。我喺屋企改剧本。“
高志森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他跟凌之飞七年了，知道这个人永远不可能真正放假——他的“放假“只是换个地方工作。
散会后，凌之飞给李嘉欣打了个电话。
“嘉欣，回归假期你有冇安排？“
“冇。我谂住喺屋企睇电视。“
“一齐去维多利亚港睇烟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凌生，你系约我？“
“系。“
“好。几点？“
“晚上八点。尖沙咀码头。“
七月一日晚上，凌之飞和李嘉欣站在尖沙咀海滨长廊，看着维多利亚港对岸的灯火。回归庆典的烟花已经放完了，但维港两岸的人潮还没有散去。到处是挥着国旗的市民、拍照留念的游客、卖旗仔的小贩。空气里混杂着烟花残硝的硫磺味和海水的咸腥味。
李嘉欣穿了一件白色亚麻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风吹起她的头发，她伸手别到耳后，动作很自然，像是在家里。
“凌生，你上次约人食饭都畀人笑'做生意好醒，但喺呢方面你自己谂'。今日你约我睇烟花——系唔系谂通咗？“
凌之飞望着对岸的灯光，没有马上回答。他想起了前世看过的一句话——“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它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你站在哪里看它发生。“前世他是一个隔着屏幕看回归的旁观者。今生他站在维多利亚港边，身边站着一个女人，脚下是他生活了十七年的城市。
“我冇谂通。“他说，“但我想试下。“
“试乜？“
“试下唔用脑做嘢。用心。“
李嘉欣侧过头看他。维港的灯光映在她脸上，明暗交替，像一幅会呼吸的画。
“凌之飞，“她叫了他的全名，不是“凌生“，“你知唔知，你第一次叫我全名嗰阵，我已经知道你迟早会讲呢句话。“
“几时？“
“旧年跑马地食饭嗰晚。你叫我'嘉欣'嗰阵，你嘅声轻咗半度。嗰半度——就系你嘅心。“
凌之飞沉默了。维港的渡轮从远处驶过，汽笛声在夜风中拉得很长。
他伸出手，握住了李嘉欣的手。她的手指微凉，指尖有轻微的茧——是长期握笔做笔记留下的痕迹。
李嘉欣没有缩手。她轻轻回握了一下，力道不大，但足够让凌之飞感觉到——她不是在客气。
两个人就这样站在尖沙咀海滨长廊，面对着维多利亚港的万家灯火，手握着手，没有说话。
七月一日到七月七日，星辉放假七天。
高志森带着老婆去了大屿山。阮世生回了广州老家探亲。岑建勋一个人飞了趟日本，说是去看东京电影节的选片。阿玲组织影院的几个年轻员工搞了一趟西贡烧烤，据说喝了两箱啤酒。八间影院在回归周迎来了票房小高峰——游客和市民涌进电影院，不是为了看某部特定的电影，而是因为看电影是庆祝的一种方式。七天假期里，八间影院的总票房比平时高出了四成。
凌之飞在家里改了七天“除夕酒店“的剧本。准确地说，是改了六天——七月一日那天他没有碰稿纸。那天晚上从尖沙咀回来后，他坐在阳台上，望着维港的灯火发了一夜的呆。
这是他穿越十七年来第一个没有工作的日子。
七月七日，星辉复工。
凌之飞走进太子道办公室时，白板上还贴着阿玲贴的那面小国旗。他没有摘下来。他在国旗旁边的空白处写下了一行字：
“1997年7月7日。复工。'除夕酒店'——八月开拍。目标：4000万。“
然后他转身，对着陆续走进办公室的同事们说了一句：
“放假放够咗。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