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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挥了挥手示意下属先出去，转过身来，那张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南安普顿到纽约的头等舱船票，十五分钟前还是一百二十英镑，现在已经涨到四百英镑了。
而且——没有票了。三等舱都没有了。”
布莱克曼端着空了的威士忌酒杯，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伦敦金融城这架庞大的机器，在任何一个齿轮上敲一下，整个轮系都会跟着震动。
布伦特再也坐不住了。
他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整整半杯威士忌，一口闷下去一半，他的脸涨得通红，
“我的人在克罗伊登机场守着，”
他放下酒杯，语速飞快，
“他们说有一架私人飞机二十分钟后起飞，机主愿意转让两个座位。你知道他开价多少吗？”
“五千英镑。一个座位五千英镑。”
卡文迪什倒吸了一口凉气。
五千英镑，够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攒上二十年。
而那个机主要价五千英镑，只飞一趟，但只要能离开英国，离开这座即将被红色浪潮包围的孤岛，再贵的价格都有人抢着出。
布莱克曼慢慢放下手中的空酒杯，走到书桌前，翻开通讯录，一页一页地翻。
他不需要船票，也不需要飞机票——卡文迪什的船上有他的位置，这一点他毫不怀疑。
但“他自己”走了是不够的。他有合伙人、有代理人、有在各个交易所替他操盘的交易员，有在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的工厂经理，有在加拿大和南非的矿场主管。
这些人都是他商业帝国的一砖一瓦。
布莱克曼书桌上那部黑色座机再次响起。
布莱克曼走过去，拿起话筒。
电话那头是他的私人秘书，
“布莱克曼先生，我们收到了超过四十个电话，全是问船票、机票、火车票的。
贝尔格里夫勋爵的管家打来说，勋爵愿意用他在肯辛顿的宅邸换两张去纽约的头等舱船票。
格兰特公司的董事长亲自来电，说只要能帮他全家离开，他愿意出让公司百分之五的股份。”
布莱克曼握着话筒的手紧了紧。
百分之五的股份。
格兰特公司是英国最大的纺织机械制造商之一，百分之五的股份在正常市场上价值不菲。
而现在，它只值两张船票。
“告诉他们，我这里没有船票，也没有机票。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他挂断了电话。
“半个小时，”
卡文迪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荒诞感，
“南安普顿到纽约的船票，头等舱从一百二十英镑涨到了四百二十英镑，二等舱从六十英镑涨到了两百英镑。
而且——我的人刚刚告诉我，有人愿意出一千英镑买一张三等舱的铺位。”
“一千英镑的三等舱。那地方平时连窗户都没有，一个铺位挤四个人，臭虫比乘客还多。一千英镑。”
可在场没有人能笑得出来。
这些都是平时在俱乐部里喝着陈年波特酒、谈论着“大英帝国的百年基业不可动摇”的人。
他们在议会里有席位，在内阁里有熟人，在殖民地委员会里有投票权。
他们的姓氏印在伦敦金融城每一块显眼的牌匾上，他们的面孔会时不时的出现在《泰晤士报》的社交专栏里。
现在，他们像逃荒的难民一样只为离开这片他们曾经视为“永远安全”的土地。
布莱克曼的手在微微发抖，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听说，”布伦特的声音忽然低了八度，“我刚出门的时候，英格兰银行已经在秘密转移黄金储备了。”
如果连中央银行都在往海外运黄金，那就不是什么“预防性措施”了。那是总撤退的信号。
而这个信号一旦被市场知道——不，市场已经知道了。船票价格就是最好的证明。
“够了。”卡文迪什说，声音沙哑，“船上午十一点从南安普顿起航。你们跟我一起走。”
布伦特猛地转过头来：“十一点？还有不到三个小时？”
“所以现在就走。”
卡文迪什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在手里攥了攥。
布伦特犹豫了一秒钟，然后大步走到门口，从衣架上拿下自己的外套。
三个人走出公寓大门。门外的街道已经不像样了。
布莱克曼坐进卡文迪什的车后座，身后那间价值四万英镑的豪华公寓，那些名画、古董家具、波斯地毯、水晶吊灯——他一样都没有带走。
车子启动了，汇入了通往南安普顿的公路上那条越来越长的车流里。一辆接着一辆的豪车里面夹杂着几辆不那么体面的便宜牌子，但坐车的人是一样的——西装革履，面色苍白，眼睛死死盯着前方，仿佛身后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追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