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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看着罗斯福那张在灯光下显得有些苍老的脸。
一九三三年上任的时候，罗斯福的头发还是深棕色的。两年多过去了，鬓角的白发已经很明显了。
新政的每一条法案，都在国会山经历一场恶战。最高法院也在跟他作对，已经判了好几个新政法案违宪。
“哈里，”罗斯福的声音忽然放轻了，“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最怕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不是英国人垮了。是美国人知道了真相。”
霍普金斯的手指微微僵了一下。
“什么真相？”
罗斯福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
“美国人民如果知道——欧洲的工人比我们过得好。德国的工人一天工作七个小时，有带薪假，有免费的学校和医院，有住得起的新房子。而我们的工人，在大萧条第六年，还在为一份每周六天的工作挤破了头。如果美国人民知道了这些——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
“所以，哈里——宣传的事，不只是为了军工订单。是为了不让美国人民看到那些他们不该看到的东西。柏林的公园、柏林的新房子、柏林的工人带孩子去度假的照片——这些东西，不能让美国人看见。”
“所以，我们在报纸上、在广播里、在电影中——要说的内容与肯尼迪在柏林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要说德国是一个暴政国家，德国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德国的工人是被迫劳动的奴隶，德国的孩子被政府洗脑。
这些不全是假的——德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和我们不一样，德国确实没有我们理解的民主自由。但这不是重点。重点不是德国有什么，重点是美国有什么。”
“美国有自由。有民主。有宪法。有选票。这些是德国没有的。这些是我们的护身符——不管它们现在还能不能真的保佑我们。”
霍普金斯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的冬天。罗斯福第一次和他谈起“新政”的那个晚上。
罗斯福说：“哈里，这个国家需要一场革命——不是流血的革命，是和平的革命。我们要证明，资本主义可以在不推翻自己的情况下自我改良。如果我们做不到，他们就会做到。”
三年过去了。新政的的确确的做了一些事，但没有做到足够。经济没有完全复苏，失业率仍然很高，贫富差距没有缩小。
而那些“他们”——欧洲的共产党人——在没有“和平改良”的情况下，做到了罗斯福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让工人住进了新房子，让孩子吃上了肉，让老人有了养老金。
“总统先生，”霍普金斯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我会安排宣传的事。军工产能的事，我明天和内政部、陆军部的人开个会，拿出一个方案来。”
说完，霍普金斯走出罗斯福的办公室，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
罗斯福则是默默地把电报收好放回抽屉里。
半晌，他拿起电话，摇了摇手柄。
“接司法部。我要和卡明斯检察长谈话。”
与此同时，华盛顿，司法部大楼。
霍默·斯蒂尔·卡明斯站在他那间位于四楼的办公室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和人流。
今年六十五岁的卡明斯，已经在司法部长的位置上坐了两年多。
一九三三年因原司法部长托马斯·沃尔什猝死而接任以来，他做成了几件大事——推动阿尔卡特拉斯岛联邦监狱的建立，整合司法部内部散乱的调查机构，并在今年正式组建了联邦调查局。
向来相信用人不疑的他把这个新机构交给了那个三十八岁的年轻人，J. 埃德加·胡佛。他相信胡佛能把事情办好。
这时，卡明斯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